信息控制者采用预测性识别技术，应采用公平的数学或统计学方法，禁止基于种族、民族、政治观点、宗教或者信仰、基因或者健康状态等差别对信息主体进行歧视。

为此，需要引入被遗忘权。旧报道如涉及当事人过往的不当言行，可为后来人获知，进而可能发生对本人的某种不利影响。

算法还可能设置为，用户通过搜索任甲玉而打开的网页高频出现陶氏一词，积累到一定数量，这一组合即出现在下拉框中。年轻一代在社交主页上基于自我表现倾向而大量发布个人信息，过上一段时间，又可能意识到起初的披露不成熟和不恰当，从而希望对信息予以清除。没有搜索引擎，这些信息之间的关联不会浮出水面，至少发现这种关联存在着极大的困难。被遗忘权或可谓新概念，删除权却不是，它是上个世纪后半叶世界范围内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浪潮的成果之一。[28] (三)《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中被遗忘权条款的问题 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照顾互联网上个人信息保护的特殊性而以被遗忘权之名作出的制度设计，是否与立法者的期许相匹配呢？如前文所述，被遗忘权的制度设计尤其考虑了社交网站上的个人信息公开问题，发明了反悔的权利。

不过，这显然不是《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最终文本的意思。如果放在旧报道页面上的文字因为过上一段时间或基础情况发生了变动就不得继续存在，如果媒体有义务不断地对存在网站上的全部报道进行合法性审查，意见自由和媒介自由就被不合理地限制了。从改革策略的角度看，可以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下设宪法监督工作委员会推进相关工作，这不仅属于合宪性审查制度形式的创新，亦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制的完善。

第二，充分发挥备案审查制度的推动作用。但这些审查都是事前的、抽象的，它不解决纠纷，而是处理法律在制定过程中或实施前存在的抽象争议。宪法虽然规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的权力，但对于如何行使权力却没有规定。在权力体系中，合宪性审查究竟如何体现它的地位与功用？不同制度模式如何安放它的政治面相？ (一)合宪性审查的两重逻辑 第一，合宪性审查是法治的必然要求，这是从逻辑上自然得出的结论，也是其原初的功能。

不过，这一非典型制度设计也没有守住自身逻辑。如是，则行使授予的权利的人不仅可以越出其被授予的权力，而且可以违反授权时明确规定禁止的事。

这两个条件都不关涉政治性问题，那它究竟如何成功？简单地说，就是用有权威的司法法治逻辑消解合宪性审查的政治性是美国模式的制度基础。[44]宪法司法化之路充满曲折，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宪法没有预留由法院进行合宪性审查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国宪法制度结构和实施的要求，它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性，法院由人大产生，并且要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这种权力关系并不鼓励法院的反向制约。[9]马歇尔大法官在该案中所进行的创造性推理，体现了司法审查制度的核心逻辑，其基础就是英美法传统下的法治精神，[10]所有的法律问题都交给法官来解决——包括跟宪法有关的问题。由此也可知道，我国宪法规定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必然是狭义的、抽象性的。

合宪性审查可以调动立法工作部门和司法机关以及监察机关参与，增强审查的专业性、权威性和公开性。[48]理论性问题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发布的合宪性审查的决定的效力如何判定？采取何种启动机制？如何筛选案件？在实践中，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不得制定有追溯力的法律等。在我国，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要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下展开，健全以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权力为主的工作机制，使合宪性审查做到有案可审、有案必审、审查必严、违宪必究。

这是一项宪法工程，体现了宪法的可设计性与运行逻辑的可预测性，凸显了宪法秩序的塑造方式与过程。最早移植它的北欧国家，制度虽然是确立了，却迟迟未能投入应用，至今也都不够活跃。

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尽管我们可以通过联络协调机制、先行处理机制淡化主要争议，但仍不如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处理的效果。

此处插入表2 或许有人认为，最难处理党的领导与合宪性审查的关系。这就包括三层内涵：评价政治活动参与者的行为、校正(纠正)违宪行为、追究违宪责任。然而，结构性权力分支并不必然稳固，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功能性权力类型出现了，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功能性权力分支，比如各种各样的独立监管机构以及从结构性权力中剥离出来的新分权类型，[36]包括孙中山先生所阐释的监察权、考试权等。目前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合宪性审查的能力是颇受质疑的，既是因为常委会自身组成及其工作方式，也是因为审查工作的特点。第一，通过抽象性宪法解释续造宪法内容，解决有关宪法争议。法院和检察院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发现有下位法不符合上位法的情况，可以报告和提请审查。

[35]王磊：《宪法的司法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页。[50]赵晓力：《司法过程与民主过程》，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4期。

他提出，宪法的真正守护者应是中立的、有权威的总统。不同制度形式的逻辑预设与所需要的制度条件可参见表1。

所以首要任务在于如何让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够行使权力，关键就是如何发现案件。而且，施密特还特别指出了司法权的被动性让法院在紧急情况下无法有效守护宪法，这不符合守护者的常在性要求。

在实际执行中，此类限制须通过法院执行，因而法院必须有宣布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立法为无效之权。宪法的司法化让合宪性审查成为重要的制衡性权能，这在法治发达国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造成很多难题。从实际意义上看，增设作为工作委员会的宪法委员会较为恰当，既是因为合宪性审查大权当属于整个常委会而非下设的专业委员会，也是因为工作委员会在实践中更具实效性。[13][美]比克尔：《最小危险部门——政治法庭上的最高法院》，姚中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24]可见，宪法法院实际上直面了宪法的政治性，并试图通过专门审查和司法逻辑加以对抗。[7][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如逢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2页。

[8]一部由议会制定的法律，是否可能违反宪法？如果法律违反了宪法，怎么办？这两个问题转换一个说法，那就是宪法能否约束立法过程(立法者)？马歇尔大法官详细论证了宪法是法律，而且是更高的法，所以违反宪法的法律无效。本文运用宪法工程学，说明合宪性审查的权力属性与制度逻辑，分析降低其政治性的设计原理，证成我国的工作型合宪性审查制度模式，并据此提出推进相关工作的主要任务，形成一个符合制度逻辑、立足本国国情、致力解决问题的中国方案的总体框架。

宪法委员会最早出现于1946年法国第四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为二战后的法国建立了议会制，同时设计了宪法委员会试图制约议会。《立法法》第99条的规定形成了一个动力机制，即由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提请审查，这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毫无门槛的审查启动机制，按理说应该导致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可承受的滥诉之痛，但实际效果却相反。

[46]最后通过的宪法没有采纳此种设计，而原因是多方面的。孙志刚事件凸显了我国现行宪法监督制度的困境。合宪性审查正是由此逻辑推演而出，反映了强烈的法治属性。[56] (一)畅通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够行使权力的程序机制 没有案件来源，没有审查对象，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行使就无从谈起。

[32]王建学：《从宪法委员会到宪法法院——法国合宪性先决程序改革述评》，载《浙江社会科学》2010第8期。合宪性审查本身是具有独立技术形态和要求的，例如德国宪法法院强调运用严格限定的合宪性解释，它就是对审查机构和审查者的某种限制。

通过历史的和比较的研究可以发现，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性权力，合宪性审查已经被现代政治文明所接纳，但如何配置合宪性审查的权力是各国共同的难题。那么，合宪性审查的权力属性为何？ 考察合宪性审查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此权力经历了从功能性安排到结构性安排的演变。

对此，很多人都提出要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内部增加工作机构。通过设计各种类型的专门的合宪性审查机构，欧洲国家将其交给一个政治性更强的部门，让人们对合宪性审查有了更深刻的认识。